[58]调整权力网络的结构而非科层主导将成为今后警察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

而且与美国法学家波斯特的设想可能大为不同，未来这一政治功能的承担，将不能再主要由大型网络公司来扮演，而必须创制更多中立化和具有独立性的司法机构来承担这个使命。简单做个类比，正如托伊布纳所指出的，中央银行实际类似于民族国家政治宪法系统中的最高法院，也就是说，要介入到这一金融系统的运作，就必须通过中央银行这个中介管道输入才能奏效，它作为法律系统与金融系统的结构耦合地带，也正如最高法院是法律系统和政治系统的结构耦合地带。

各种超国家、跨国家、亚国家组织和全球化网络及其功能系统，通过多层次、多中心、多节点的契约和产权关系，形成了一个包围民族国家的全球多元法律秩序。不同社会系统的代码，已经不能直接相互翻译和进入。互联网宪法政治并不是宣告了传统领土化法律原则的过时，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各种超国家、亚国家、跨国家政治与法律空间的演化，要求我们发展出一种新的宪法理论，来将那些实际已经正在进行法律创制，以及受到这些法律创制实际影响的人群和团体纳入到新的宪法政治-法律框架之中。这一规制困境的发生逻辑，实际上正和国家宪法难以处理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是一致的。这样一种自我限制性的系统约束机制，将由哪些社会力量、社会动力和社会结构来支撑和发动，也即互联网系统反制性力量的发现，将是未来互联网政治宪法讨论中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

但是，与此同时，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又不简单等同于霍布斯所面临的困境，在笔者看来，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民族国家宪法统辖主权领土范围内一切事件的历史预设已经消失了。（四）残疾军人、军属、烈属（第 45 条）。

这不仅意味着积极权利的人权清单的长短，也意味着积极权利能否名副其实。消极权利的根本目的，是为人们创造一个属于其能够自我控制、独立支配的自治区域，在其中，人就是自己的主人，他可以不受任何人包括国家的干涉，自由地展示自我。具体说来，实体法上所规定的人，是在社会生活中真实地存在的个人，例如人有自利的欲望，因而我们必须在法律上确定财产所有权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以保障个人正当利益的实现。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

亚当·斯密实质上是否认财产权的自然权利也就是消极权利的属性。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得强迫任何人作不利于本人之证词。

从宪法的文本来看，地位性权利包括如下几种主要情形： 首先，每一个人相对于国家而言的主人地位，简单地说，即个人是国家的主人。当然，笔者有关基本权利的反思还只是初步，我们期待着学界同仁能够更为深入地关注宪法文本中基本权利的规定，使其日益完善，从而服务于当代中国伟大的法治事业! 注释: [1]《现代汉语词典》：级差，等级之间的差别程度。那么，什么是身份呢? 尽管缺乏一个明示的定义，从一些罗马法学家的作品中，人们清楚地看到，他们用身份的概念指称每个个人所处的由权力、权利和义务构成的情势。（三）《宪法》第 51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但人权的范围不仅限于人的日常生活范围，它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而存在。不仅如此，对于将该种权利予以细化的法律而言，它可以扩大权利但不能限缩权利。从以上的列举可以看出，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等具有公职身份者往往有不同于一般人的权利和义务，但法律中对于一般人在身份上的划分，主要考虑的是处于弱者地位的公民的特别保护问题。转引自〔美〕沃尔特·E·莫菲：《宪法、宪政与民主》，信春鹰译，载宪法比较研究课题组编译：《宪法比较研究文集》(3)，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3 页。

削减言论自由的立法是不可以有效的，但是扩大和促进言论自由的立法却不同。然而要注意的是，为实现基本权利而拟订的法律只能是保护性的，而不能是限制性的。

也就是说，在程序法上，我们往往不再考虑人的真实性情感，而是以角色分派的方式，来拟定每一个进入程序中的主体的权利与义务。钱永祥先生对此有个精辟的解说，他在解读霍布斯学说时言道：正如‘自然一词所表示的，霍布斯所理解的自然权利，完全是一种先于社会的权利：一己生命的维持和保存乃是自然之理，具有最高的‘道德地位。

任何法律都不得授予一些人特权或强加给另一些人特殊的歧视。总之，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的区分，让我们能够体会到在权利的背后所存在的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博弈。特别要指出的是，承载第一种型权利的是宪法，承载第二种类型权利的是法律，而在第三种类型权利中，则由国家来作为保障和实施权利的主体。（八）夫妻、父母、子女（第 49 条）。不论一项法律的目的是援助、保护或惩罚，它必须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另一方面，个人对于国家或社会的义务是有限的。

当然还必须说明的是，公民本身也是一种身份的表述。它的含义是，所有的人在法律面前有同等的权利，有权享受同等的公民自由。

[4] 正如美国学者爱德华·S·科尔文所指出的那样：由成文宪法所赋予的信任实际上并不存在。第45 条第 1 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三）《宪法》第 36 条第 1、2 款规定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强调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9] 至于《宪法》第 33 条言及的平等，不能视为是一种权利，而只是一个法律原则的规定。

二是直接参加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以及社会事务的管理，在个人实际生活的场合作为管理者身份出现。[12] 必须注意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 29 条的规定：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议案的时候，代表可以向有关地方国家机关提出询问，由有关机关派人说明。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实际上就存在这种区分。《欧洲人权公约》第 14 条宣告：应确保人人无区别地享有本公约所列举的权利和自由，尤其不得基于性别、种族、肤色、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方面的见解、民族和社会本源、属于少数民族、财产、出身或其他情况而予以歧视。

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权利与义务相伴，也就是在行使积极权利的过程中，必须履行一定的法律义务或约定义务。更为关键的是，为了保障公职人员能够更好地履行职务，必须赋予他们不同于普通人的专项权利——当然，这必须与职务行使有关且为行使职务所必不可少——或径直言之，特权。

第一种由宪法直接规定且不与法律的存在相关联的权利，等级最高，因为起码从宪法的文句来说，这是一种不受法律约束和限制的权利。可见，公民是指具有某个国家国籍的人。

特权中即包含地位和荣誉。而（二）、（三）、（四）则涉及宪法与法律的关系问题。

但是，程序法上的人更多地是角色的人。同时，通过普通法律的规定来限缩宪法基本权利的条款的适用，也是现代立法上的通例。在历史上，女性往往处于被压迫、被歧视的地位，因而在现代国家，往往采取对女性权益特别保障的方法，来偿还历史的旧债：很明显地，要消除性别歧视，需要的是不平等而非平等的处理方式。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这说明公民的人身自由可因合法的逮捕、拘禁、搜查等而被剥夺或者限制。如果不能持续这种尊重，那么使社会关系法律化的目的就会被削弱，直至其丧失所有的意义。

第二，自然权利以自然人为基本预设，也就是以自然生长、自然发育而生活于社会之中的人为预设对象，相对来说，在人的自然权利已为各国法律所普遍保障的前提下，人权更多地是从成就人的尊严、发挥人的自主这个角度来说的。即使撇开意识形态的因素，统治者在积极权利的保障过程中，通过资源的分配与保障对象的取舍，依然可以行使对人们的控制，甚至迫使人们就范，这也是应当加以警惕的。

当然，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人们需要出现在不同的场合，因而一个个人也可以拥有多重的身份。换句话说，并不是因为宪法提到了这些权利它们才是基本的，它们是基本权利，所以才写在宪法中。